第一,张之洞确实是个人才,只是此时的他,其能尚不为天下人所知――莫说天下人了,就是张之洞自己,也还不真正晓得自己的潜力。但关卓凡作为穿越者,对此却清清楚楚。
第二,原时空,张之洞大约十年之后,成为“清流”领袖之一。关卓凡现将张之洞从尚未成气候的“清流”中摘出来,等于在“清流”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断其一肢。哼哼,如此,这个“清流”,还长得大吗?
第三,分化言路,分化守旧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关卓凡认为,言路上反对新政的人,有不少并不是真正的守旧派,最多算是守旧派的“代言人”。既然只是“代言人”,如果好处足够大,又为什么不能为新政“代言”呢?
反对派之所以成为反对派,有的是因为固有利益受到侵害,但有的仅仅是因为被排除在新生利益之外,如果发现自己也可以从“新政”中获利,他们又为什么要反对“新政”呢?
前一段对待言路的政策,关卓凡以“大棒”为主,以为立威。威既已立,就该抛根胡萝卜了。
这根胡萝卜一抛出来,其味道之鲜美,已令许多人心旌动摇;不久,关卓凡将发现,这根胡萝卜的功效,将超出自己最乐观的估计。
第四,就如关卓凡和左宗棠说的,他未必控制得了沈葆桢,但张之洞一张白纸好画画,还不是他关贝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只有这样,关卓凡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学堂。
原时空左、沈办的船务,实话实说,关卓凡是不满意的。
起点太低,太仓促。太粗糙。
福州船政局的正、副监督是两个法国人,一个叫日意格,一个叫德克碑,总揽一切事务。左宗棠和日、意二人签了合同。由二人代为招聘一切洋技师、洋教师,议定五年之内,监督造船十六艘,并负责培训中国工人和学生。合同期满后,洋籍工匠撤退,船务由中国技师和学堂毕业学生接管。
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之后,萧规曹随,马尾船务基本上是按照左宗棠当初的规划开展的。
这个规划,出发点不能说有错,先当学生。学成当家,问题是,怎么可能五年功夫就出师?!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肯放低姿态,老实当学生。扎实学东西,心浮气躁,总是今天当学生,明天就和老师别苗头,这种肤浅的自尊、自大,误事无数!
原时空,左宗棠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沈葆桢1867年接手,1874年辞退全部洋匠――嫌人家“挟技居奇,唯利是图”。
之后,基本上就一直是中国人自己半闭着眼睛瞎折腾了。
还有,日意格、德克碑二人,都是左宗棠的“常捷军”的洋将。职业军人出身,并非工业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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