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这封亲笔信,前半段,是向关卓凡报告江宁退役湘军的“赎官”以及发送回乡的情形。
曾国藩去江就直,留在江宁的退役湘军,犹如野马没了笼头,囊中金尽之后,不事生产、无以生业的,就开始骚扰地方,作奸犯科,成为江宁乃至两江的心腹大患。
关卓凡谋之于曾国藩,威逼利诱,反复折冲,终于迫使曾国藩接受了以下方案:
留在江宁的退役湘军,九品十八级,朝廷以最低一级三百两银子、最高一级五千两银子的价格,“赎回”他们头上、身上的一切顶戴、功名,然后,发送回湖南老家。
而曾国藩“客气”,主动“降价”,“赎官”的最终的价格,定在最低一级二百两银子、最高一级三千两银子。
其中曲折详细,本书前文已有长篇大论,在此就不赘述了。
迄今为止,这件庞大而棘手的工程,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即是说,湘系在江宁的力量的百分之八十,已经被“连根拔起”了。
换一种说法,江宁这个湘系的大本营,已经回到了朝廷的掌控——或者说,进入了关卓凡的掌控之中。
事实上,即便曾国藩不写这封信,江宁退役湘军的“赎官”以及发送回乡的情形,关卓凡也是清清楚楚的。
两江、湖南都有详尽的报告,而“赎官”的资金,又来自于“江淮盐业公司”的利润,因此,关卓凡手上的数据,不论人数还是花费,都是精确到个位数的。
曾国藩自然晓得关卓凡啥都晓得,但还是在眼疾初愈、目力孱弱的情形下,亲笔写了这封信。
而且,一笔一划,一丝不苟——一切数据,也是精确到了个位数,并同关卓凡掌握的数据,严丝合缝。
当然,曾国藩做这份报告,即便在台面上,也没有任何毛病——并没有任何越两江之俎、代湖南之庖的嫌疑,他本来就是奉了明旨,同两江总督、湖南巡抚一起,“实心协力”,办理此事的。
数据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通过报告和数据表达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在之后的一段话里,有着更加清晰、更加明确的表达。
曾国藩说,发送回湘的退役兵勇之中,“惫懒之辈甚伙”,因此,不能不对如下一种可能性“预为之备”,即,一班散兵游勇,发送回乡之后,依旧不事生产,“金尽之后”,掉头返江宁,“故态复萌”。
如是,一定要“不问情节轻重”,“立予捕拿”,“明正典刑”,“以儆后来”,断不可“恩不忍诲,义不忍割”!
这个,“杜凶于渐,防妖于萌,则凶销妖灭,害除福凑”,不然,“小隙易弭,大忿难敉”,等到重蹈覆辙才亡羊补牢,必事倍而功半,“此朝廷、地方皆不可不慎者也!”
看到这儿,关卓凡不由微微动容,感叹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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