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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错不是外号,也不是我为了写这本书而擅自帮他改的,牛错真的就叫做牛错。
而我,之所以敢在文中写出牛错这两个真实的字,是因为,牛错已经死了很多很多年,和他同一年死的那些人,骨头早都可以用来敲鼓了。但是,牛错的却不行,他连骨头没有了。
在牛错死的那年,有着一条极度混账的法律规定:枪毙一个犯人,如果犯人家属想找官府要回尸体的话,需要自己出五块钱的子弹费。五块钱,在那个年代不算太多,但对于土里刨食的乡下人家而言,也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数额。至少,够一家三口简简单单吃个星期了。
牛错的母亲舍不得为他出那五块钱,
所以,牛错死了之后,没有人帮他收尸。所以,他的尸体到底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所以,他是一个连坟墓都没有的夭亡鬼。
那么,一个在多年前,就已经被挫骨扬灰,死无葬身之地的卑微之人,我当然也就毫无顾忌,敢写出他的真名了。
牛错的真名很奇怪,至少,是我在世上癫了这么几十年以来,见过的最怪的名字。牛错的名字是他母亲帮他取的,世上应该很少有母亲会给自己唯一的儿子取一个错字,正如世上应该也很少有母亲会因为不想出五块钱人民币而不给自己唯一的儿子收尸一样。
可牛错的母亲却偏偏这样做了。
她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从怀上了牛错的那一刻开始,她就觉得这是一个错,一个让她后悔终生,却再也无法改正的错。
建国初期,中国国内发生了一波接着一波的诸如土改、三反五反、整风、抗美援朝、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导致国民生产和经济建设几乎彻底停滞下来,失业率逐年升高,城市里面已经无法安顿连续几届总数过千万的毕业生就业。
人数如此之多,正值青春,精力无限,却又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整日整夜游荡玩乐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无疑已经对当时社会的安定和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于是,公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号,《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在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所说的一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随即,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州上下,无数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前仆后继,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了起来
为了配合这次运动,官方媒体从一批积极分子当中挑选出了一个名叫邢燕子的天津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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