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四日,晴。
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有的只是首都陷落,呼吁国人团结抵抗的文章。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文字,是英国记者田伯烈所撰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此书要等明年初才开始动笔。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此时应该在拍摄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不过同样要到明年才能将胶片偷偷运到美国。
《大公报》战地记者刘君扬,如今已彻底跟外界失去联络。这位记者是周赫煊在天津招聘的,开设分馆时被调往南京,周赫煊多次让他撤离都不听,以致现在生死不明。
周赫煊坐着私人小轮船,强迫自己不去想任何关于大屠杀的内容,绕道朝天门前往中央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
抵达朝天门码头时,正好遇到一艘内迁船只。船上载着国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以及赈务委员会的20余名职员,这是第六批内迁重庆的政府机关,国家元首林森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到重庆了。
而剩下的大部分南京政府机关,以及99%的内迁企业、学校,此时都还在湖北和湖南。
常凯申最初打算把迁都一分为三,即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军事委员会迁到洛阳,行政院迁到衡阳。到11月初,他正是召开会议,讨论迁都事宜。
汪兆铭也对此发表了意见,劝林森把中央政府迁到武汉或广州,至于四川则太偏僻,汪先生觉得太不适用了。
常凯申没有接受汪兆铭的建议,他单独与林森商讨,决定把首都直接迁往重庆,最终做出决议如下:“第一,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重庆。第二,军事委员会不急着搬走,由老蒋临时决定。第三,各部委机关,打散迁往长沙以南或四川、贵州各地。”
至于企业和学校,常凯申认为应该迁到武汉和宜昌,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学校都云集在武汉、宜昌两地。
直到明年10月,冈村宁次率十万大军向宜昌推进,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宜昌大撤退”。这场内迁被欧美学者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为中国保存了工业和文化元气。
说起宜昌大撤退,就必须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大资本家卢作孚。
早在淞沪会战开打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就实施了“江阴沉船计划”,将24艘船只凿沉于江阴下游,以阻拦日本军舰沿江而上,那时杜月笙还主动提出凿他的轮船。至上海、南京陷落,南京政府又在江西组织第二次沉船,前前后后主动凿沉几十艘江轮。
作为民生船运公司的老板,卢作孚多次接到政府沉船命令,但他拒不执行,认为凿船以断敌路的做法无疑自绝后路。结果到了宜昌大撤退时,其他船运公司的船只被沉得七七八八,卢作孚的民生船运公司成为唯一可以依靠的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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