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位面中强者对文明的领导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几乎从最低级的文明开始,每一次文明的晋级都对文明的强者数量进行了要求。
一般情况下,对错都是很容易分辨的,文明要进步,就需要劳动,就需要发展,就需要团结。困难的是坚持对错,确切的说是自己坚持对错。因为帮别人坚持对错是很容易的。
对社会科技无所求的强者,就是一个帮文明坚持对错的机制。而在地球历史上,随着国家越来越大,生产水平提高,人们的知识量提高。和普通人一样的帝王权威逐渐削弱。国家的凝聚力不再是帝王的权威,而是国家本身这个大集体的观念。一切伟大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那是契合了这个国家向往未来的理念。
而这个位面,文明的领袖效应一直存在。帝王的权威没有减弱,随着每一级文明超级强者的实力强大,支撑起了更强的帝王权威。在这个权威下。国家一切矛盾被强压下来。整合资源向前发展。在更高的文明领袖不是皇帝,而直接是半神。权威拔高到神圣的地步。
而任迪之所以搞不出来陈儒想要的科技进步速度。(任迪搞得太快),也就是这个世界缺了一个皇帝。有能力做皇帝的任迪,不愿意做。或许说不愿意背叛。
这也就导致了眼下的情况,当没有强者站出来的时候,整个社会没有大集体观念,在应对灾难的时候,毫无站在一起团结的观念,几乎是散沙一片。
而地球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情况,一大群年轻人遇到这种情况绝不是各顾各的。大部分人会醒悟过来,必须团结起来推举一个大家公认头,快速度过这种困难时期。
外国人做实验,让三个中国孩子提小球出瓶的段子。侧面就是反应这种集体意识。。时间非常短,三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说出了“我最后提,你一他二”这句话。整个过程就快速结束了。而按照其他国家孩子的常态应该是争先恐后。只因为那个教育学家嘴碎,说了一句:“这个瓶子代表干井,出来慢了会淹死人。”这个前提条件,
对别的国家孩子说,那是在恐吓。对中国孩子说,那恐怕就是逼迫其团结了。因为中国有着独特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非常惨痛,以至于教训沉淀在文化中。如果这个教育学家说:“先出来的有糖吃。”那么绝对是另一种结果。
任迪的一个分体,看着天空的犹如下雨一样的虫群囊肿,以及这个星球上混乱的场面,这个分体状态的任迪,脸上扭曲着。喃喃的说道:“错了,其实,我早该明白,这是错的。这场安排是错误的。对这个文明,无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这个文明拿起科技远超过了自己应有的时代。根本没有继续将科技推动下去的动力源,给科技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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